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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电影中的「四大恶人」,个个晚景凄凉

闲人电影 闲人电影 2021-03-05
闲人电影你应该是个艺术家


上世纪60年代,华语电影进入飞速发展的时期。


从1979年起,华语电影在两岸三地涌现出三股力量,即台湾电影、香港新浪潮,以及内地第五代。


他们的出现让整个电影市场变得繁荣,张艺谋、陈凯歌、侯孝贤、杨德昌、王家卫、吴宇森等人屡屡在国际上斩获大奖。


其中,尤以香港电影尽皆过火,最为癫狂。



香港影坛就像一座金字塔,天王巨星在塔尖,而在塔座衬托他们的,除了幕后人员,还有众多的黄金配角。


他们的名气也许没有一线明星响,但是他们所刻画的银幕形象却不一定比天王巨星们逊色,甚至有些可以超过。


“四大恶人”便是其中之四,在从事演员这份职业之前都在各行各业打拼,最终因拍电影缺人手而出道。



他们每个人都有着魔鬼般的面孔,成了一代人的童年阴影。


“大傻”成奎安有两道扫帚眉,一双牛眼,一张血盆大口,满脸的横肉,加之魁梧的身材,寻常人一见到他,都会避让三分。


“基哥”李兆基也有着高大的身材,至于颜值部分,他没比成奎安强多少,脸上坑坑洼洼,一眼望过去,根本不像善茬。


“傻标”黄光亮在面相凶狠方面不输他俩,大眼大鼻子,自带邪杀的气质,生人勿近的警报从远处就会响起。


“大咪”何家驹与他们不同,其他演员只不过是一脸恶相,他是从头恶到脚,有时候他一出场,总觉得不死几个人都对不起他演的角色。



只不过,令人惋惜的是,电影里他们是呼风唤雨的大佬,但在现实中却个个晚景凄凉。


2015年何家驹因器官衰竭去世,他膝下并无子嗣,身后事和遗产都有亲妹妹一手打理。


他的妹妹曾为了何家驹的遗产争得头破血流,可是,在整理时却发现,他的几本存折里仅有几百块。




2019年李兆基因肝癌去世。


当得知自己被确诊癌症之后,李兆基因没钱放弃治疗,但在古天乐、周润发的帮助下做了手术,也住上了公屋。


术后,他与一直陪伴自己的女友结婚,因为只有这样,女友才能在他先走后,公屋不被政府收回。



2009年成奎安因鼻咽癌救治无效病逝。


他走后,并没有多少家产留给两房老婆和两个儿子,大儿子又在30岁时丢了工作,一家人的生活很拮据。



如今四大恶人,只剩黄光亮,但也到了花甲之年。


为了生活,他不敢停下来,拖着疲惫的身体,出现在各大综艺、电影、电视剧里,扮演着逗人笑的丑角。



可是在当年,四人可谓风光。


1989年,成奎安有25部电影上映;1993年,黄光亮有12部电影上映;1994年,何家驹有15部电影上映;1996年,李兆基有7部电影上映,担任5部电影的制片人。


他们的生活就是从一个片场穿梭到另一个片场,片酬水涨船高,日子也是惬意无比。



李兆基曾经混过黑社会,也当过话事人所以他在黑帮片中经常扮演中层领导人


如《古惑仔》里的吹水基,《江湖告急》里的基哥等等,都是一声令下,血染一条街的角色。


然后,最令观众印象深刻,也是他转型较为成功的角色,是在《食神》里饰演又骚又浪的卖菜佬鹅头。



黄光亮的电影生涯,一直没有离开黑帮角色。


无论是爱情片《天若有情》,还是犯罪片《省港奇兵》,亦或是动作片《监狱风云》,以及喜剧片《开心鬼救开心鬼》。


他只要在电影中一露脸,观众就知道,黄光亮扮演的肯定又是一个黑帮大佬或黑帮马仔。



何家驹几乎没有演过正面角色,在电影中总以坏人的形象出现。


唯一一次的好人经历,是在《孽欲追击档案之邪杀》中饰演懂摸字算命的屠公公,可惜出现没多久便被杀死。



与他们相比,成奎安戏路更宽。


既能耍宝卖萌搞笑,又能装酷扮狠正经,但是,除了《监狱风云》中“大傻”这一角色外,他最出名的台词莫过于《赌侠》里那句“投降输一半”。



然而花样年华百般好,昙花一现惹人疼。


在香港电影由盛转衰的时期,碰上了亚洲金融危机,许多电影公司破产倒闭,演员经常遇到无戏可拍的情况。


再加上好莱坞的夹击,港片的生存空间被一再挤压,拍片数量从几百部锐减到几十部,票房由十几亿降到不足3亿。



香港市场不景气,靠黑帮片起家的“四大恶人”,只有北上内地才有发展。


可是,他们脸谱化的表演风格已无法满足内地影视的需求,拍其他类型片,有没有多少水花溅起。


为了维持生活,他们只能靠情怀在烂片中摸爬滚打,但是终有一天情怀会被耗尽,所以无一技傍身的他们,到了晚年,大都凄凉。



正常来讲,他们人气最旺的时候,应该积累了不少资本,只要不大手大脚的乱花钱,可小安一辈子。


可是,他们的钱敌不过香港过高的生活成本,狭窄、阴暗的隔断房,光租金每月就要2500元—4000元人民币。


居住环境很差,人均面积不到5.7平方米,只比监狱的牢房多27%,若长得高一点,睡觉连脚都伸不直。


这里到处充斥着气、鼾声、吵闹和疾病,他们都自嘲自己连畜生都不如,活得没一点尊严。



买房更是天方夜谭。


余文乐曾在访谈节目中说:“一千万只能在香港买到一室一厅的房子,像张智霖、张家辉他们都是拍了很多电影后才有钱买房。”


这些影帝都如此艰难,更何况没有片约的“四大恶人”,他们的处境只会是比差更差。



在香港,看病很难,也很贵。


普通人根本不敢生病,一旦生病,搭进去大半辈子的积蓄不说,还得面临倾家荡产、债台高筑的窘境。


四大恶人中,除了健在的黄光亮,有三人都是因病去世,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难题,即没钱看病。



他们早年染上的恶习,也是他们生活困难的原因之一。


何家驹有赌瘾,李兆基有毒瘾(后戒掉),又喜欢学人投资,可他们都不懂商业运营,结果投资失败。


他们就好像坏人演多了会被老天惩罚一样,老了老了,落了个贫,还受尽贫的欺扰。



他们的悲情故事和香港电影的落寞,更像是被时代选择性淘汰。


因此适应时代和制度的不停变化,不仅是电影人要考虑的事情,更是每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。


如果想老时不受贫,年轻时候努力拼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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